虽然益生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其消费量不断增加，但是关于益生菌的负面事件却罕见报道。通常使用的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菌被认为是健康人体肠道菌群的一部分，对宿主不会有危害。尽管如此，益生菌的安全性问题仍然需要得到重视，特别是那些没有长时间安全使用历史的新型益生菌菌株，以及那些所在的菌属无法保证其服用安全性的益生菌。由于所有与益生菌相关的菌血症和真菌血症病例中所涉及的对象都是患有不同程度潜在疾病的个体，如免疫系统不健全和肠道有缺陷的病患，特别是对于重症患者和免疫功能不全等高危人群而言，益生菌安全性问题尤为重要。

       为对益生菌的安全性作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估，各国的研究者对此有很多探索。对菌株作出正确的鉴定是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第一步。在实验室进行的益生菌安全性评价，需要对菌株的不同特性进行测定，如对抗生素的抗性，是否生成毒性代谢产物以及用以检测是否会发生从宿主肠道进入血管或组织移位的各种动物试验，还有在各种患病动物模型中益生菌的感染特性等等。同时，在临床试验中，还要对益生菌的安全性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评价。

1 对菌株的准确鉴定

       在分类学上对益生菌菌株的准确鉴定，是对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也是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第一步。基于对该菌株所在菌属特性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对待评价菌株的特性作出初步的判断和预测。一些研究报道表明从益生菌产品中分离得到的微生物的鉴定结果与产品标签上标注的信息并不完全相符。如一项由欧盟资助的调查项目显示，市场上28%的商业益生菌发酵剂的鉴定结果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者和经销商对菌株的鉴定结果不正确 [1]。韩国研究者对韩国市场上16种含有肠球菌益生菌的产品中的菌株使用脉冲凝胶电泳方法进行鉴定，结果发现16份样品中含有的菌株只有3种，而所有产品标签上并未明确标注菌株的详细信息[2]。因此，对菌株的准确鉴定不仅是益生菌安全性研究的关键出发点，而且涉及知识产权及消费者知情权等多方面问题。在这方面各个国家和组织均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gency ,EFSA)建立的“安全合理推定（Qualified Presumption of Safety，QPS)”方法中将对益生菌的准确鉴定作为评价微生物安全性的基础和前提条件[3]。而FAO-WHO建议首先要对菌株进行表型试验，随后利用DNA/DNA杂交，16S RNA序列测定及其它可靠方法进行遗传学鉴定，使用DNA脉冲场梯度凝胶电泳（PFGE）对菌株进行鉴定并作为黄金标准方法，结合各种方法以确定菌株鉴定的可靠性和准确性[4]。

2. 对益生菌安全性的体外评价方法

       体外评价是针对益生菌菌株的本质性质进行研究。对用于人体和动物的益生菌菌株而言，对其特性的体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各国的研究者针对益生菌菌株的不同特性提出了多种安全性评价方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上针对致病菌的安全性评价的经典评价方式不一定适用于益生菌菌株。致病菌的致病性通常是由菌株多种特性综合表现出的。例如当某一菌株在临床上表现出相对较低的传染性，并不一定意味该菌株具有潜在致病性或在某种条件下对健康会造成危害。再如菌株对人体粘膜的粘附特性，通常认为是致病菌的致病因子之一，但同时这也是很多具有较低致病性可能的菌株的普通特性[5]。与之相似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在乳酸菌[6]或双歧杆菌[7]中发现含有与致病菌相似的毒性因子。因此，对致病因子的甄别更适合于其中包括已知的病原微生物的属种，如肠球菌属和芽孢杆菌[8]。

2.1 益生菌抗生素抗性

       对该菌株抗生素耐药性的测定，是对现有的和潜在的益生菌菌株体外安全性评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临床上，益生菌株对某种抗生素具有抗性通常与感染相关。益生菌基因组中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本身并非安全问题，只要该基因没有转移给其它菌株的可能性。而理论上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的益生菌可能成为潜在致病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来源。同时由于已有研究证实抗性基因可能在食品和肠道环境中发生转移，因此检验益生菌是否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是十分必要的。对将被作为益生菌使用的微生物需要系统的对抗生素抗性基因易感性进行筛选。

       现今通常认为转移的可能性大小与抗生素抗性的遗传基础相关，即该抗性的产生是天然具备的或是由染色体突变引发，或是由水平基因转移导致。自然抗药性通常是菌属或种固有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乳酸菌对万古霉素的抗性。在某些乳杆菌中，如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中，细胞壁上一种五肽末端的D-丙胺酸残基被D乳酸所取代，阻止了万古霉素的结合，从而对万古霉素产生了抗性[9]。在益生菌临床使用中，天然的抗性通常与临床乳酸菌导致的菌血症的发生相关[10]。同时由染色体突变引发的抗生素抗性也有报道。如位于23sRNA上的一个A到G的转换型突变，就可以导致核糖体与红霉素的结合。该种突变被认为是鼠李糖乳杆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抗性的最合理解释[11]。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尤其是在活动基因成分内进行的，最有可能在不同微生物中转移，需要特别注意。区分益生菌的自然和获得性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确定和比较来自不同种的各代表菌株的抗生素耐药谱。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就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对大多数抗生素耐药性的界限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主要是由于采用多种不同的试验方法，各试验中包括抗菌梯度带、琼脂稀释法、管碟扩散法等所致。尽管如此，近年来该领域在测定益生菌抗生素耐受方法的协调统一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众多研究者提出很多关于乳酸菌和双歧杆菌抗性的新的临界点[12-14]。采用新型分子生物学方法，如多种PCR方法，对获得性抗生素抗性从基因水平进行了说明。

       由于益生菌具有在食品或肠道环境内转移抗生素抗性基因至致病菌中的潜在可能性，所以需要将其作为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一个方面加以考虑。用于食品和饲料添加物的菌株必须首先通过体外试验对其相关的抗生素易感性进行检测；其次，为了区分自然抗性和获得性抗性，需要进一步测定最低抑制浓度。当一株本应对某种抗生素敏感的菌株产生抗性时，即有可能出现获得性抗性。

       现今，关于益生菌的抗生素抗性还有很多问题。已有的表型数据情况与抗性的基因基础之间存在很多不一致的情况，如敏感性菌株的抗性基因通常比较容易检测到，而在非典型菌株中该基因并不是总能检测到，这表明可能存在未检测到的新型耐药基因，或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被激活的沉默基因。事实上，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肠道环境条件可能导致菌株抗生素抗性的出现[15]。同时在人体内发现对四环素具有较高抗性的双歧杆菌存在[16]。另外，与体外环境相比，肠道提供的条件可能更适宜抗性基因的转移[17]。因此，未来体外研究应当对来自或进入益生菌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当考虑益生菌抗药性风险的同时，还要注意抗生素抗性并不是益生菌所特有的，在野生型的乳酸菌和双歧杆菌中同样带有抗生素抗性基因。因此，益生菌菌株并不会比任何自然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在人体肠道发生抗生素转移具有更大的风险。

       尽管如此，现有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证明没有发生转移，同时还要注意转移率在体外和体内条件中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欧洲食品安全局对申请QPS认证的微生物的安全性评价中要求必须通过试验确定其中是否含有抗生素抗性基因[18]。

2.2   致病基因与产生毒性代谢物

       益生菌菌株的安全性研究，还需要对其含有致病基因的潜在可能性以及毒性代谢产物的产生予以重视。毒性代谢产物包括菌株产生的溶血素、溶细胞素、肠毒素和D-乳酸等。如肠球菌属中的某些种通常含有致病基因[19]，其中，在食品中作为益生菌使用的屎肠球菌不含有致病因子，而粪肠球菌是典型的多种致病基因携带者[8，20]。Tompkins等对1株作为益生菌使用的屎肠球菌中的毒性基因进行检测，结果并未发现有任何致病基因存在。然而他们却在PCR产物中检测到efaAfm基因[21]。该因子在菌株产生毒性中发挥的作用机理还不完全了解，通常认为该基因与心内膜炎和细菌抗原相关。而韩国的研究者对韩国市场上的肠球菌属益生菌进行的安全性评价却得出了相同的结果[2]。因此，肠球菌作为益生菌株使用时是否存在毒力因素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对于这些品种的安全性需要更加严谨的评价。某些芽孢杆菌菌株也作为益生菌在市场上销售。Duc等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上销售的3株益生菌能够产生溶血素和肠毒素，被人体服用后不安全[22]。枯草芽孢杆菌属中的某些菌株同样能够产生毒性物质[23]，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枯草芽孢杆菌都含有致病基因[21]。检测菌株是否含有毒力因子，也适用于其它菌属安全性评价。如Ouwehand在双歧杆菌中未检测到致病基因[24]， Burton对1株唾液链球菌的研究时未发现其含有链球菌致病基因[25]。
       由于很多乳杆菌同时产生L-乳酸和D-乳酸并作为其代谢产物，而D-乳酸的大量产生会导致特定高危人群（如儿童）发生短肠综合症，因此将能够产生D-乳酸的益生菌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其安全性需引起人们的重视。D-乳酸能够被人体完全代谢，但事实上在肠道中产生的D-乳酸仅有少量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人体肠道中的其它细菌会迅速地利用乳酸产生丁酸盐等物质。D-型乳酸中毒仅限于患有短肠综合征的婴幼儿，还没有证据表明健康的婴幼儿服用能够产生D-型乳酸的益生菌会导致任何不良反应[26]。
  
2.3 益生菌对宿主组织的粘附

       粘附对于益生菌发挥其益生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是益生菌对宿主发挥作用、定植和对致病菌排除的先提条件[27]，但对于致病菌而言，粘附就是一种消极的特性，常常与致病菌的移位和感染相关[28]。

       Harty等研究者曾提出将对乳酸菌和双歧杆菌与人体不同组织的粘附能力作为益生菌安全性体外评价的一个指标[29]。许多益生菌菌株具有良好的与人体粘液和肠上皮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粘附蛋白，如纤维连接蛋白、纤维蛋白原和胶原的粘附能力。他们发现从血培养中分离得到的菌株，比从其它部位分离得到的益生菌更容易粘附在人体粘液组织上。Apostolou等的研究表明，从血培养中分离的乳酸菌与来自人体粪便和乳制品的益生菌相比，更易粘附于肠道粘液[30]。但是有研究发现与菌血症相关的乳酸菌的黏附能力很低，这说明粘附粘液不是乳杆菌引发菌血症的先决条件，因此不作为乳杆菌菌株可能造成菌血症能力大小的衡量指标[31]。

       Vankerkhoven等发现，分离自心内膜炎的鼠李糖乳杆菌和副干酪乳杆菌菌株与益生菌对纤维蛋白、纤维连接蛋白、胶原与层粘连蛋白的粘附能力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32]。除乳酸菌外，研究者同样将双歧杆菌[24]、肠球菌和芽孢杆菌[21]的粘附特性作为各菌株的安全性评价指标之一。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菌株对宿主组织的粘附能力与乳酸菌导致的菌血症的发生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欧盟的PROSAFE论坛也未将粘附作为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一个项目加以考虑[19]。

2.4 血小板凝集

       有些细菌产生的血小板凝集反应，被认为是促进感染心内膜炎的因素，也被认为是病原微生物的特征之一。而一些乳酸菌同样具备血小板凝集的能力。Harty等的研究表明血小板能力有可能是乳酸菌普遍具备的特性[29]。有研究者对从心内膜炎感染分离到的5株鼠李糖乳酸杆菌和16株实验室内鼠李糖乳酸杆菌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从感染部位分离到的菌株全部具有血小板凝集反应，而实验室菌株只有一半具有此反应。由感染部位分离到的菌株比实验室内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具有更强的凝集能力[33]。与之相类似，有研究发现一些与菌血症相关的菌株具有血小板凝集能力，但并不是所有菌株都具备。说明血小板聚集既不是乳酸菌导致的菌血症发生的先决条件，也不能作为这些菌株能够引起菌血症的标志之一[34]。Zhou等曾将不导致人体血小板凝集作为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指标之一，并根据这一标准对L. rhamnosus HN001 和B. lactis HN019的安全性进行评价[35]，结果表明这两株益生菌是安全的。

2.5 溶血作用

       溶血作用是致病菌的致病机理之一。Baumgartner等曾将菌株的溶血活性作为益生菌体外安全性评价的指标之一[36]。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证据表明乳酸菌[6]和双歧杆菌[7]具有溶血能力。然而曾有研究表明一些乳酸菌能够表达α-溶血素,使人服用不够安全[36]。

2.6 对宿主防御机制的抵抗能力

       一部分益生菌的一个重要的益生作用是免疫刺激。如果益生菌能激发宿主对病原菌的抵抗，那么免疫刺激对免疫缺陷宿主是很有帮助的；然而，如果益生菌能在免疫缺陷宿主内导致有害的炎症或自体免疫性(不能在免疫活性宿主中产生，因为免疫活性宿主有很好的抵抗机制)，益生菌引起超敏个体的超敏反应，那免疫刺激对宿主是有害的。对于免疫缺陷的病人，可抵抗抗生素的益生菌对免疫缺陷宿主会产生危害。益生菌可能通过分泌酶分解抗生素，或将抗生素抗性基因转移给其它细菌。

       对宿主防御机制的抵抗能力能够提高易位微生物的存活能力，并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因此也作为益生菌安全性体外评价的一个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益生乳酸菌与临床分离得到的与菌血症相关的乳酸菌相比更容易被巨噬细胞吞噬。Asahara等将益生菌和已证实与菌血症相关菌株的致病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该研究发现不同菌株对人体防御机制的敏感度不同。在感染性心内膜炎兔模型中显示致病性的菌株对具有杀菌作用的氮代谢中间产物（一氧化氮、NO2-离子）等具有更强的抗性，从而在炎症病变中发挥作用。说明这些菌株对宿主天然免疫系统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建议将益生菌对宿主防御机制的抵抗能力作为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一方面加以考虑[37]。

2.7 胆盐降解

       有研究发现一些乳酸菌和双歧杆菌具有降解结合型胆盐的能力[38]。而益生菌对胆盐的降解可能导致吸收不良，并有可能因胆盐早期解离生成胆酸而导致和促进结肠癌的发生与发展，但还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及流行病学依据表明游离胆汁酸是对人体有害的[19，39-40]。事实上，益生菌对胆盐的降解可以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而对人体有健康功效，并且有一些试验数据证明益生菌对动物模型的结肠癌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因此，对益生菌的安全性评价方法中是否包括胆盐降解能力评价还存在争论。欧盟PROSAFE项目中未将胆盐降解能力作为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一项，认为该指标与益生菌的安全性无关[19]。

2.8 对胃肠黏膜蛋白分解能力

       人体胃肠蛋白粘膜是预防微生物感染和保护上皮细胞免于损伤的主要屏障[41]。有研究表明胃肠道中的某些微生物可以产生分解蛋白粘膜的酶并对粘膜进行破坏而进一步导致感染。日本研究人员对3株双歧杆菌的分解粘蛋白能力进行研究时，发现当使用粘蛋白作为唯一碳源时菌株均不能生长，从SDS-PAGE结果也没有发现粘蛋白有分解的现象，说明受试的3株益生菌不具备分解粘蛋白能力[42]。Zhou等对益生菌L. rhamnosus HN001 和B. lactis HN019的体外对模拟人体胃液粘膜蛋白的降解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株菌在体外具备分解胃粘膜蛋白的能力[43]。研究者进而使用BALB/c大鼠模型对菌株的急性口服毒性、细菌易位和肠粘膜毒理学进行研究，并未发现对大鼠有任何不良影响[44]。除以上所述之外，研究者对益生菌安全性的体外研究还包括硝基还原酶活性（还原硝酸盐为亚硝酸盐）、氨基脱梭酶活性（生物胺类物质的生成）、DNA酶活性、对凝血细胞的凝集作用，对纤维蛋白原和纤连蛋白的粘附作用，β-葡糖醛酸糖苷酶活性等等[45].

3. 益生菌安全性评价中的动物模型

       与体外研究不同，体内模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存在饲喂益生菌与宿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出于科学和伦理的角度，使用动物模型进行的研究应在体外试验完全结束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从科学或是管理的角度而言，1株益生菌菌株在人体或动物上广泛使用前，必须通过体内试验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体内模型可以对菌株的毒理学、易位可能性，对重病或免疫功能不健全宿主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不同的动物模型有助于人们对益生菌功能的更好认识，特别是在研究益生菌的作用机制，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安全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在益生菌研究中通常使用有脊椎实验动物体内模型，最常见的是小鼠和大鼠。在兽医科学中，其它家畜或鱼类等动物也被用于益生菌的研究。

       益生菌安全性评价试用了很多不同动物模型，迄今为止，还没有在最常用的益生菌中检测到明确的毒性因子和致病性，这为选用合适的动物模型对益生菌安全性进行评价提出了挑战。尽管益生菌有良好的安全使用记录，但是在很少的情况下还是从严重患病个体的感染处可以分离到[46]。出于这种原因，大多数用于评价益生菌安全性的模型与不同的疾病模型相对应，包括自发性的及后期人工诱导模型。 结肠炎、免疫缺陷和心内膜炎动物模型是在益生菌安全性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动物模型。结肠炎动物模型常用来评价与肠屏障障碍相关的细菌易位风险[47-48]。也有研究者使用健康动物模型对L. rhamnosus HN001, L. acidophilus HN017和 B. lactis HN019易位进行研究，以评价菌株的安全性。各国的研究者使用极大剂量的益生菌对菌株的急性口服毒性进行研究[21，49-50]。在益生菌对免疫功能不健全模型的安全性方面，使用的动物模型包括幼年、成年、先天性免疫缺乏及后天诱导几种。Lee、McVay等使用新生动物模型对益生菌的易位能力进行研究[51-52]。由于新生动物还没有完全建立肠道屏障，因此可视为是免疫功能不健全模型，对研究早期益生菌侵害具有重要的意义。Wagner等使用菌株L. reuteri, L. acidophilus NCFM、B. lactis Bi-07 和 L. rhamnosus GG (LGG)对无胸腺裸鼠（包括成年鼠及新生鼠）进行益生菌定植，结果发现，尽管在成年无胸腺裸鼠中没有观测到不良反应，但使用L. reuteri 和 LGG定植导致部分新生无胸腺裸鼠的死亡，说明益生菌对免疫缺陷的新生动物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53]。Salminen等曾报道乳酸菌可能导致细菌性心内膜炎[54]，这引起研究者对在心脏瓣膜定植相关特性鉴定的重视。现今已成功建立了细菌性心脏内膜炎的动物模型。使用该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常见的心脏内膜炎致病菌（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相比，乳酸菌的致病可能性是前者的百分之一到万分之一。Asahara等2003年使用感染心内膜炎的兔子模型对LCS和LGG的安全性进行评价，与从临床分离得到的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相对比，结果表明与LCS相比，LGG在大鼠动物模型中更具感染性，这与这些菌株抵抗宿主免疫机制在体外对其的钝化作用能力成正比[55]。结肠炎、免疫缺陷和心内膜炎模型是在益生菌安全性研究中使用较多的动物模型。使用的动物模型还包括诱导型严重肝损伤、蠕虫易感模型、白介素缺乏模型和肠切除模型等等[56-59]。由于许多应用于益生菌安全性评价的动物模型原本是为了研究病原微生物的毒力特性及由这些病原体引起的感染情况，而益生菌无论是其有益性或其可能的不良反应的潜在机理均与致病菌不同。因此也许并不是研究本没有毒性的微生物易位的最佳选择。此外，有些模型已被发现对摄入的益生菌易位具有抵抗作用[60]。由动物试验得到的良好结果并不意味着在人体试验中会同样获得。如Van Minnen等使用急性胰腺炎大鼠模型对混合益生菌的功效和安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混合益生菌安全，治疗效果显著[61]。随后，研究者将该益生菌混合品作为微生态制剂用于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临床试验评估。而在人体试验研究中发现服用该益生菌产品的死亡率要高于安慰剂组[62]。这表明，当使用从动物外推得到的结果用于人类疾病模型时需要格外注意。

4. 益生菌安全性的人体试验

临床试验评估益生菌安全性结果和益生菌在全球范围内安全使用历史，二者构成了益生菌安全性最有力的证据。临床安全性试验，以可控的方式使在体内对益生菌的效果进行评价，可以对影响益生菌安全性的特定因素进行研究。理论上，对新型益生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应在体外评价和动物模型评价结束后，并在含有该种益生菌的产品进入市场前进行。由于现今使用的益生菌大多数为双歧杆菌和乳酸菌，它们通常被视为安全的[63]，因此并不总是进行这些菌株安全性的广泛研究。临床研究的研究方式通常包括对服用前后粪便的异同、排便频率、胃肠道疾病、血清及免疫标志的变化等等[64]。除了为研究益生菌的安全性而专门设计的试验，临床研究同样能够评估益生菌的治疗效果以及有助于提供益生菌安全性的临床证据。现今对益生菌临床试验结果主要集中在对益生菌的益生功效的证实，而其关于菌株安全性评价及不良反应报道，以及涉及病患及其它潜在危险群体的安全性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65-67]。

通常对益生菌安全性的临床调查都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如研究者发现健康志愿者在服用Bifidobacterium longum 46和 B. longum 2C后对肠道健康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64]。同样有研究表明，健康志愿者在服用大剂量的L. reuteri ATCC 55730后也没有不良症状发生[68]。Burton等通过临床试验对Streptococcus salivarius K12在应用于保持口腔健康时的安全性进行了证实[69]。

相对短期的益生菌安全性临床评价而言，对益生菌安全性进行的长期试验还比较少。Laitinen等研究者对在怀孕期间服用LGG后对胎儿生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证明LGG是安全的[70]。

益生菌对特定的年龄群体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如免疫系统还不够健全的新生儿和老年人。在新生儿和低体重出生儿的益生菌临床干预中还没有严重不良事件的报道[71-72]。临床试验还表明益生菌在婴幼儿配方奶粉和成长奶粉中的应用是安全的[73]。由于老年人通常都受到肠道问题等的困扰，而且相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其肠道菌群的组成和膳食习惯都有所不同，益生菌在老年人中的应用的安全性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研究表明老年人摄入长双歧杆菌B. longum 46 、B. longum 2C 、B. lactis HN0019 和L. rhamnosus HN001都是安全的[74]。

益生菌在发酵食品和产品中的广泛并长期的应用表明，普通大众服用益生菌是安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高危人群也是安全的。对于特定高危人群使用益生菌的安全性，还是需要进行更为严格的评价。高危人群服用益生菌的临床安全性研究还比较有限。Srinivasan等研究者对危重患儿服用L. casei Shirota的安全性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发现有菌血症的发生。在气管内吸入物、痰液、血液、尿液、脑脊液、静脉和动脉中也没有发现菌株易位发生[75]。益生菌也被证明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患者是安全的[76]。

       由于免疫不健全病患对易位和感染的风险较高，因此益生菌对这类群体的临床安全性评价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为评估在这方面的益生菌安全性，研究者对一小组感染HIV病人服用益生菌进行了研究，并未发现各种涉及安全性的指标有所变化[68]，说明HIV患者服用益生菌L. reuteri ATCC 55730是安全的。其他研究者也进行相类似的研究。然而，尽管在对这些患者在试验前已经进行了严格的临床试验评价，涉及重症病患研究的不良事件发生的频率依然很高。如研究者在试验前已在动物模型和健康人临床试验中得到良好的结果。Besselink等在2008年对严重急性胰腺炎的重病患者服用益生菌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在服用益生菌组中并发症发生率、死亡率均高于安慰剂组[77]。

总之，益生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为益生菌在体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由于在体外评估和动物模型中不能直接外推至人体，这类试验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的研究证明益生菌对普通大众是安全的，而对特定的高危人群的安全性还需要更为彻底的安全性评估。

5. 结语

安全性是对益生菌的最基本要求。关于益生菌的安全性和对人体有益的功效已有大量的科学试 验证实并有足够的文献支持，总体而言益生菌对健康人群是安全的。然而对益生菌功能性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益生菌可能导致的潜在危害。新开发的益生菌菌株在商业化前，必须对菌株的安全性做充分的研究。益生菌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与法规进行益生菌菌种的选用和产品生产。现今由于各国对益生菌的规定不同，在国际水平上还缺乏统一的益生菌安全性评价方法和管理要求。各国研究者在对益生菌安全性作出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益生菌安全性的评价和管理将逐步趋于标准化，从而推动益生菌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